编者按：詹昭宁同志是北京林业大学第二届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林业部综合调查队工作。他是我国首批在原苏联专家指导下调查研究森林林型的中国林学家之一。几十年来他历经风险与艰辛，踏遍了我国主要林区，从各个森林类型的结构、特征及其演变过程、森林土地条件、生态经济类型入手，完成了全国森林区划的宏伟任务。从森林调查员、大学教师到林业部森林资源司总工程师，他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以出色的业绩实现了他立志“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豪迈誓言。        

        詹昭宁同志不仅是出色的林学家，而且兴趣广泛，对诗词乐曲也十分爱好。1978年以后，他写了许多赞美森林的诗词、散文和歌曲，著有《森林啊森林》(散文集)、《大山的回音》(微型诗集)、《耕林组曲》(歌曲集)等。曾获得“森林大使”的美誉。

        他的一生是成功的，但他的人生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他曾受到过政治运动的冲击、疾病的折磨，但他始终坚强，坚信暴风雨过后，阳光会依然灿烂而多彩。

        他在本文中简要叙述了毕业前后特别是在森调队的工作经历。内容丰富，情节感人，文章如诗如画，堪称一篇佳作，值得认真一读。

        金秋蹒跚地，拾着林中，

        遗留的脚步。——《拾》

        一、别了，大觉寺

        长成一棵树，将绿荫送给，我爱的人们。

        ——《理想》

        1953年除夕前几天，在大觉寺北京林学院，我和同学董乃钧、李善淇、关允瑜等忙碌着布置大礼堂(也是大饭厅)除夕联欢晚会的会场。从后山砍了一棵树，挂上彩带、灯泡。这是我们大学时代最后一个辞旧迎新的晚会。同学们认真准备节目，许多同学“信誓旦旦”地说，要通宵跳舞。当收音机传来元旦到来那一刻，大家欢呼、鼓掌。我班王胖子(王永安)和56届的曾昭芬分别打扮成圣诞老人和白雪公主来到会场，向大家祝福，把情绪推向高潮。音乐响起，大家带着对往日的回忆，对明天的憧憬，随旋律翩翩起舞……

        明天会是什么样?50年代的青年，都有一颗报国之心，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新中国的青年大部分都读过保尔·柯察金、卓娅和舒拉、无脚飞将军——阔日杜布和建设共青城的故事；更熟悉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瞿秋白等革命烈士的事迹。立志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参加建设新中国。

        我内心曾有过浪漫的幻想：毕业后申请到山西省长治地区平顺县西沟村，去李顺达领导的金星农牧生产合作社当技术员。李顺达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将来一定会率先把西沟村建成像苏联那样的集体农庄。

        春天，妙峰山山花烂漫，大觉寺寺院杏花怒放，潺潺流水伴着朗朗书声孕育着一代学子成长。我们曾见证北京林学院的诞生，有幸在大觉寺完成半程大学学业。大觉寺的生活和玉兰院的玉兰花香，永远铭记心间。我们在这里学到林学的专业知识，成为人生事业的起跑点。学校的良师益友也成为日后征程上的伙伴和战友。大觉寺所以让人不能忘怀，最主要是那里丰富的学习生活，也成为抹不去的母校情结。

        1954年4月10日，林业部李范五副部长来校做报告，他透露国家要开发大兴安岭原始林区，支援经济建设。为了尽快摸清资源家底，决定请苏联老大哥帮助，用航空摄影测量调查的先进方法，对大兴安岭进行森林调查。这是一项大工程，是列入苏联援华156项工程之一。为了配合苏联专家工作，同时把先进技术学到手，决定把北京、东北、南京三所林学院应届毕业生，全部分配参加这项工程。并风趣地说：在座的许多人将有机会参加。引起会场一片掌声。

        于是，我们班取消了毕业实习和写毕业论文，提前毕业。

        5月6日林业部派来了一辆“斯克达”大轿车，除了留校的同学外，统统拉到部机关大院。

        在大觉寺门前，依依不舍地挥别老师和同学。再见了!母校。再见了!大觉寺。

        大家带着眷恋之情，进入沉思。车过温泉村，静静的车厢中，有人轻轻地抽泣，结果引来大家呜呜的哭声，谁也不说话。一直到了黑山扈，才慢慢地平静下来，演出了一出离别的悲喜剧。

        二、走进森林

        少女样明媚，母亲样温柔，女神般严厉。

        ——《森林》

        出校门至今，当了14年森林调查员，其中：1954年参加大兴安岭苏联专家援华的森林调查；1955年苏联专家作为顾问，在云南和西康木里(今四川西部)试行独立调查；1956年在新疆天山和阿尔泰山做预备调查；1957年在秦岭西南坡略阳做预备调查；1958年在四川阿坝州调查……。

        第一次进入原始林区是从齐齐哈尔坐火车经牙克石到海拉尔，再坐汽车至三河，步行到额尔古纳河的八间房。大兴安岭是老年山脉，山体平缓，高差不大。山坡不陡，不觉就上了山岗。满山遍野的森林。七月的林区，阔叶树还未完全展叶。山凹多沼泽。早晚气温凉，中午稍热。拂晓，一层薄雾在林缘飘游，散发着幽闲的情趣。宿营地是一排排帐篷，搭在小河岸边。伙房设在上游，厕所设在远离住地下游。建立营地搭帐篷是落脚林区的第一课。可惜学校没有学这门课。因此惹出许多麻烦事，营地的卫生一塌糊涂，后来才逐步改进。建立营地后要点篝火，伐倒枯立木来烧。倒木往往因腐朽而只冒烟不着火。这篝火是白天黑夜都不灭的。晚上烤火、烤衣裳鞋袜，防野兽。撤营时才把它浇灭。在原始林区工作，首先要学会打理日常生活。1955年在云南丽江时，派我和10个同志先到鸣音试点地打前站。晚上大家要轮流放哨。虽有两名警卫战士，为了保证他们白天的警卫工作，由业务干部夜间放哨，每人一两小时。因为没带炊事员，大家都说不会用大锅焖大米饭。我自告奋勇，和一位伐木工一起为大家做饭。他洗菜、切肉，我焖饭、炒菜。做饭的免去夜间放哨。第一天饭夹生了，因为高山气压低，水也放少了。第二天又烧糊了，“地地道道”的不及格。好在大家都不敢提意见，如果我不做，他们连夹生饭也吃不上。

        后来，我和云南省调查队一位同志，从鸣音回丽江汇报情况。每人一匹马、一支步枪，两人一顶双人帐篷，和几张烙饼就上路了。晚上歇在玉龙雪山脚下。在一棵树下搭上帐篷，生一堆篝火，烤了饼子，喝点凉水。一人睡觉，一人放哨，两小时轮换一次。那夜一轮明月，挂在天边，林缘空地，一片银色。为了安全，躲在树影里，把子弹顶上膛，关上保险，警惕着四方。夜里没有虫叫，无风无声，四下静悄悄。那时顾不得欣赏月色下玉龙雪山的美丽，只盼着旭日东升赶快拔营回丽江。

        1956年在阿尔泰山，和一位当地干部一位警卫出去踏查，骑马从山坡下到河边，一弯清清的河水哗哗地淌着，平坦的河岸，整齐的西伯利亚落叶松分列岸边，绿水蓝天，一幅绝佳的风景画。骑马涉过小河，水没到马肚，忽然我的马失前蹄，好在马很机灵，立刻站了起来，虽没把我甩到河里，可裤子鞋袜全湿了。上了岸，地方干部指着河边一小潭积水中的一个脚印说，刚才一只哈熊(棕熊)在河边喝水被我们吓跑了，跑进树林里去了。你看，水是浑的，水潭周围地上还溅湿了。听说棕熊是会咬马的，但是它还是怕人。

        森林调查队员的生活，浪漫的故事多了，可以讲一千零一夜。我学会了骑马，打枪。在新疆天山山脉博格达山北坡水磨沟边上，那一望无际的草场，策马飞奔，风从耳边呼啸而过，感到自己像飞腾起来似的。一口气跑了半个多小时，太刺激和浪漫了。骑马要骑段时间后下来走走，不能老骑着，久了下来腿走不了路。

        有一次副队长批评一个队员，原因是过村庄要下来牵着马走，不能大模大样骑在上面，可能是部队的群众纪律。

        20世纪50年代到原始林区调查队员都带枪，防野兽也防土匪。有苏联专家在一起工作时，地方都有部队参加保卫。1955年在西康，有4个排战士配合工作。1958年去阿坝，是从部里带枪，有驳壳枪、快慢机、左轮和卡宾枪。进入林区前，在火车、汽车上及住店时，枪要打在行李内，不准外露。到省厅再配备一些三八、七九步枪和汤姆生冲锋枪。我们到了阿坝州刷经寺，当时当地是叛乱地区前沿，气氛很紧张。那里的商店、邮电所等所有工作人员，全民皆兵，每人配备长枪和短枪各一支，而且枪不离身。远处传来靶场机枪声不断。我们到达后，发现我们火力配备不足，赶紧连夜派车回省城，三天后拉回两麻袋冲锋枪。有一天半夜一点钟，响起清脆的枪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大家十分紧张，人是抱枪而睡，赶紧穿衣服拿子弹，然后趴在湿草地上，等着下一步命令。后来解除警报，说是演习，才松了一口气。夜里枪声显得特别响，很有威慑力。规定有情况时，不许说话，不许点灯。因为情况不明，心跳得很厉害。黑暗中有两人抢一条裤子的，拿了枪找不到弹匣的，闹了许多笑话。有一次，我们营地对面山坡上，隐约燃起一堆火。这一夜，大家守在各自的战位上，一夜未眠。第二天上去查看，确实留有篝火的灰烬。

        小时候，喜欢借人家的气枪打麻雀，子弹用的是绿豆。当了调查员有机会玩枪，开始高兴极了。到了后来，却成了负担。步枪重8斤半，冲锋枪重12斤半，加上子弹，爬山带着它，越背越沉。我喜欢卡宾枪，相对地轻。上世纪50年代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山里，飞禽走兽，打着了拿回来打牙祭。一天，下午收工回营地途中，碰到一群马鸡，遇到人，全飞到云杉林树上。有一只在树上离我约30米远，我用卡宾枪瞄准，一扣扳机，竟被我击中，掉了下来，身上没伤，仔细检查，是打中嗉子。工人拿回伙房，竟有4斤8两重，晚上加餐。马鸡身上有许多跳蚤，把那位工人手上咬了许多包。

        林区最常见的野兽有狍、犴、熊、鹿。有人遇过熊，我只遇过狍和鹿。

        鄂伦春人枪法很准，出去不到一小时，准能打只狍回来。如果当时不能将狍打死，他们也不追，待第二天早晨，顺着踪迹准能把猎物找回来。

        鄂伦春人晚上把马的前腿用绳子捆起来，马只能挪步，不能跑。任他在沼泽地上吃草，早晨再赶回来。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和苏联专家开会，护林队长来说，有狼在周围猫着，怕伤了马群，问可不可以放两枪，把狼吓跑。经同意后，通知大家放枪的原因，结果放了两枪，一夜平安无事。

        森林里除了野兽、土匪外，还有牛虻、小咬、毒蛇、蚂蟥。中午行军，牛虻跟在头上嗡嗡乱转，它能把马叮出血，何况人呢。我们戴白色蚊帽，穿白色细帆布工作服，打上绑腿，作为防护。一般蚊虫不太追白色的东西。有位同志在双人小帐篷里做计算，突然大叫起来，原来有条蛇盘在门外，他想出来也出不来，吓得要死。有一次住大帐篷，早晨收帐篷时，在帆布垫下面躺着一条蛇，不知它是什么时候进去的，大概和我们睡了一宿。有一次在河边宿营，一天在营地打死30多条蛇。我在云南行军时，只要遇到蛇，总要用步枪擦枪用的捅条，对准蛇头，一击毙命。在秦岭遇到一条一米多长的大蛇，穿过山涧，山涧的水很急，水中石头激起很高的浪花，那蛇像箭一样，浮在水面上，身体左右摆动，飞也似地窜到了对岸，十分精彩的表演。

        草爬子会传染森林脑炎，进山之前都要注射疫苗。打了疫苗会很痛，连睡觉也不敢翻身。在云南时，一位护士头痛，又觉得脖子有点发硬，自以为得了森林脑炎，吓得大哭不停。森林脑炎只在东北林区传播，没听说云南有。最后好了，自我虚惊一场。

        在四川时有几个伐木工，在林中采了些蘑菇，回来煮了吃。结果中毒了，有一人昏迷了三天。毒蘑菇一般简单的识别方法，凡颜色鲜艳的，菌伞上没有小虫的，有菌环的都可能有毒。

        20世纪50年代，森林调查设计局常有安全生产通报，有过河溺水的，有迷路失踪的，有被坏人杀害的，有被树砸死的，或受野兽伤害的，或被洪水围困的……森林有美丽的一面，也有可怕的一面。只要小心谨慎地接近他，熟悉他，就会有最大的快乐。几十年来，每次我走进森林，都会激发我许多遐想，萌生许多灵感，伴着写诗作曲的情怡。

        我们在大学时，对森林感性接触太少了。因此刚到林区工作，在心理上、在生活上都会遇到许多困难。我想，会有许多学林的人，从未到过原始大森林。1997年，一位南方的林业厅长希望我在林区安排一次会，让他见识原始大森林。那年在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开研讨会，却因长江抗洪救灾，使这位厅长无缘与红松原始林相会。我想，要是在大学4年学林中，通过在森林里举办夏令营和暑期实习，去接触森林，了解森林，亲近森林，学会在大自然生活的本领，那将使我们获得很大的收益。

        三、走近苏联专家学技术

        牵手好心情，共度好时光。

        ——《晴》

        1954年苏联援助大兴安岭综合航空测量调查项目内容有：1．航空摄影；2．航空森林调查；3．地面调查等三大任务。

        地面调查包括：(1)测树制表调查，(2)林型调查，(3)森林更新调查，(4)森林土壤调查，(5)森林病虫害调查，(6)林区经济状况调查。

        测树制表的内容：编制a．生长过程表，b．材积表，c．材种表，d．出材量表。同时编出e．树高级表，f．林分1.0疏密度断面积和蓄积量表，又称标准表。

        上述的任务内容，在学校时不但没有学过，连听都没有听过。据说，在苏联，森林调查和森林经营数表都是由科研机构编制的。因此，参加地面调查工作的人员有机会学到苏联的新技术，都感到十分兴奋。无论是内业外业都如饥似渴地学习，在内业期间每夜都自学到11点后才就寝。

        我在黑龙江省东北部黑龙江边的呼玛县地区做外业，主要树种是兴安落叶松、白桦、蒙古栎(柞树)；有少量红桦、樟子松。内业时分配的任务是编蒙古栎的生长过程表，其它表格因材料不够而未编。

        在学校上“测树学”时知道有收获表，是和生长过程表一类的表。在大兴安岭是用临时标准地来编生长过程表。在此之前，没有看过中国的收获表。1954年是第一次编生产过程表。不知那位学者说过，收获表是“测树学”皇冠上的宝石。如今我们也能琢磨自己的宝石了。

        苏联专家带了7架飞机，全部仪器、工具、表格来华，让人感到很有气势。

        当时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主义低级阶段，我们才是新民主主义国家，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令人向往。

        他们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出一大截，礼仪和风度都很好。每个星期举办舞会。政治学习发材料回去自己看，不像我们要集中一个下午学习。最感新鲜的是航测分队的航空照片镶嵌组，多为女同志；一上班，打开收音机，边听音乐边进行照片镶嵌，说是听音乐不妨碍多出成果多出活。对我们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他们实行一长制，领导令下，绝对执行，效率很高。我们跟他们学习，每一道工序讲得很清楚很仔细，但从不讲为什么要这么做，也不讲理论。虽然内业时也讲大课，是一般规程的讲解。当时所做的，在学校时未听过学过，不明白有的调查项目的用途。各组工序和内容不同，只有靠交流来学习。他们来帮助中国，主要是完成工程任务，至于你能学到多少，只有看自己的造化了。

        1954年冬，我们组在青年专家布里利亚柯夫指导下，编蒙古栎生长过程表。有问题时，他就到三组老专家奥果罗多夫那里去商量。他有时拿一本小册子在看，我们去他办公室时，他就合起来，显得很神秘。1955年冬，全队制表专家只剩季诺维也夫和布良斯卡娅两人。我发现她也在看那本小册子。原来是特烈其亚柯夫1937年写的论文集《测树学问题》，讲如何编生产过程表和材种表。于是我大胆向她借阅，说好借一星期。借到书后，赶紧交给董乃钧同学，他找到在照相室工作的董莉老师，请她用玻璃底版把全书复照下来，印成4×5厘米的照片。我后来在1957年春译完，打印了十来份做参考资料。

        1954年在大兴安岭工作，环境和苏联西伯利亚远东地区比较接近。1955年在四川高山地区，环境和树种与大兴安岭大为不同。树种的年龄和树高都比大兴安岭的大得多。内业时地位级表不能用，要重编。季诺维也夫采用树干解析图解法，是参考苏联地位级表的趋向和分级进行图解，但没有说明道理和论证。这件事一直放在我的心上，成为我日后的研究课题，也是我在1982年出版《森林生产力评定方法》一书最早的启蒙。

        1954年作为林型专家的巴兰诺夫，1956年到森林经理第5调查大队指导森林经理调查工作。我们在新疆奇台见面。他已在中国开始第三年工作，夫人和小孩也来了。大家十分高兴。我感到苏联专家专业面宽。我们搞林型的同志来自大学生物系或植物系，对森林经理调查知之甚少，自然使林型和森林木材的生产力的结合应用就不会太紧密。搞森林经理对林型调查也是不甚了解。

        听说现在“测树学”课程篇幅压缩，比80年代初期还少。我担忧这样怎能适应林业现代化的要求。

        苏联专家回国后，和他们还互有书信来往，季诺维也夫还给我寄过几篇苏联试编混交林和复层混交林树种的生长过程表论文打印稿。在“文革”中，我多次交待和苏联专家通信的事，在那个左倾的年代，幸好未被扣上苏修特务的帽子，也算是一则小插曲。

        在配合苏联专家工作中，学习了先进的森林调查技术，把我带到测树学的技术前沿，给我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启迪了技术思路，在日后研究森林生长规律时，能洞察问题症结所在，使我受益匪浅。

        四、结缘森林

        漂泊苍山碧海，蜕成莽林好汉，迷恋森林姑娘。

        ——《自画像》

        说起大森林，总让人想起电视上一幅幅美丽景色，苍山碧海，奇峰怪嶂，潺潺流水，鸟语花香，数不尽的旖旎风光，带给你无尽的遐想。

        但是森林也是可怕的地方。毒蛇猛兽，沼泽高山。登山让你气喘，沼泽暗藏杀机，物质匮乏，寸步难行。

        1954年我带着极大的热情和希望，克服对森林的恐惧和困难去工作。每天单调地在采集数据，偶尔也产生一闪念，一辈子这样工作和生活，受得了吗?

        2002年我领到中国林学会颁发的“从事林业工作五十年以上科技工作者纪念”的纪念盘时，算算在大学学林4年，调查队工作14年，在山区农村工作5年，在农学院林学系教书7年，在规划院、司从事技术行政管理13年，退休后搞森林旅游学会11年，从陌生森林，到了解森林，热爱森林，其乐无穷。

        1999年我为即将出版的《森林啊森林》散文诗歌集的自序写道：“长期在工作中受森林熏陶铸就的情感，一旦到森林，走进森林，不由自主地会对她产生一种炽烈的激情，一种对绿色的向往和渴望，一种讴歌、赞美森林的强烈愿望。”

        理性结缘森林是研究森林生长规律激发我的追求。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十多年里，我陆续研究中国森林划分林地生产力的地位级表。一直到1978年后才取得突破。从1984年起花了10年时间研究中国森林立地分类和立地类型，终结硕果。虽然中年时代失去许多时间，但凭借20世纪50年代在业务上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在50岁后知天命的岁月里，努力苦耕，得到了一分收获，献给我爱的中国森林。要感谢祖国建设造就的环境提供的机会去摘取一分硕果。

        感情结缘森林是因为她的美丽感动了我。更因为理性的接触加深我的迷恋。1978年以后写了30多首赞美她的情歌。1994年以来，开始以森林为主题的诗和散文创作，愉慰着自己，也丰富了生活。迷恋森林的情操得到一步步升华，赢得诗友给予“绿色公民”、“森林大使”的过誉，令我受宠若惊同时深感荣幸。

        五、绿精灵

        绿了山水，绿了田园，绿了人生。

        ——《希望》

        森林是一个绿精灵。

        50多年来森林教会我对待事业，确定人生价值目标，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地追求与探索，锲而不舍，必有所获。

        恶劣的环境，帮我练就战胜困难的勇气。在大雨滂沱的旅途中，背负行囊翻越高山，只有向前，没有退路。日积月累地锤炼着，对我日后的生活有关键的帮助。在完达山遇到冰天雪地的苦练，或在吕梁深山和老农的独处，都能坦然面对。

        在大兴安岭和苏联专家一起移营，到达约定地点却不见大队人马的踪影。大家又累又饿，只有在预定地点等待。一直等到半夜，护林员才找到我们，带我们走了一个小时，到另外一个沟岔。吃完饭已经半夜两点。那天摸黑在草甸子走，一个跟一个，许多人走着走着就睡着了。

        有一次在云南永胜，我掉了队。忽然发现大队人马在对面山头，一时慌了神，醒悟自己走差了路。只好掉头，爬回原来的山头，才发现分岔路边折了一条灌木枝，表示不走这条路，被我忽略了。这才定下心来去追赶大队。这时太阳快下山了，心想，如果不是刚才一抬头看见对面山坡的人马，今夜可真要出事了。

        再一次在马尔康，伐木工人在锯一株腐朽木，只听见伐木工人惊吓地大喊树倒了。本来树倒前要喊两次，中间有间歇时间。我听见树折断时劈劈啪啪的声音和树冠摩擦的沙沙声，本能地猛向山坡下冲去。只听见通的一声，树砸在我刚才测量的地方，罗盘仪被砸碎了，我也吓呆了。

        林区生活有时很简单，比如行军就很单调，尤其一个人在林里走着，常常哼歌唱歌来转移寂寞，还可以驱赶野兽。逐渐养成一种乐观的情绪。现在体会到乐观的情绪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它可以让你慢慢地学会坦然面对一切困难。至少在暴风骤雨中告诉自己要挺住，总会有雨过天晴地时候，太阳总会出来的。受了委屈，是因为人家错误地对待你，你又何必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更不必乘长风，潜水底与世长辞。在风雨中把自己的脸皮炼得更厚实些。人说战胜自己是很难的，尤其在战胜疾病方面。60年代以后，我得过三次疑难重病，或许是苍天保佑，都奇迹般地转危为安。朋友们说，是因为我有个乐观的心态。老实说，得了大病，不紧张是假，但不能一直紧张下去。紧张合乎规律，最好尽快平静下来。有人说既来之则安之，这只是一方面，我体会对病在战略上要藐视它，在战术上要重视它。1962年得了慢性肾小球肾炎。住院时，病友们都说被判了死缓。我的情况不好，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后来千方百计配合医生治疗。两年之后，竟痊愈了，至今未复发，平安40年。那次治病我有两个心得，一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促使向有利方面转化。比如肾病忌盐，我两年不吃盐。还要对症下药。二是好心态，要乐观。据说悲观会干扰身体内分泌，降低免疫力。我的乐观是森林给我的一分宝贵礼物。

        六、流金岁月

        你看是林，我看是命。

        ——《绿》

        陈燕芬同志打电话给我，约我写稿，谈谈从事林业工作和学林的感受。经过近半年时间，多次易稿，总算写成了。

        感谢朋友们耐心读到这里。因为前几年我曾为校庆50周年写了《梦想成真——北京林学院成立前往事回忆》(载2002《流金岁月》)。2004年规划院建院50周年又写了《辉煌的一页——忆综合队建队初期往事》(2004规划院建院50周年《回忆录》)。都是按时间顺序记录往事。为了避免雷同，换了个方式写。

        50年前的母校，只有300学生，如今超万人了。真是今非昔比。我国林业建设任务还很艰巨，离现代化水平不是差一点，是差很多。你看，辛辛苦苦造上的林，一把火烧得精光，令人捶胸顿足欲哭无泪。再者，虚报造林数字更是一个腐化的黑洞。这一切都要有现代化的技术和管理手段来“抚育”。

        母校是培育林业精英的摇篮和园圃，祈望我们的幼苗在和煦阳光中多经风雨，茁壮成长；而创造培育栋梁之材的环境，园丁的技艺是第一重要的。

        前几天打电话告诉陈燕芬一个好消息，我重病治疗后，指标正常了，并初步得到控制。她为我高兴，并说可以多给《流金岁月》写稿。我说，谢谢，愿上天保佑。

        祝愿同志们“采一片阳光，调一杯快乐，勾兑成幸福”。

        本文原载北京林业大学《流金岁月》,曾在《中国林业教育》转发。